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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中国《民族团结法》：海外流亡受害者群体联合抗议 东突厥斯坦、西藏、蒙古和香港联盟敦促荷兰议会采取行动对抗该法 2026年4月30日，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抗议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26年3月12日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该法计划于2026年7月1日正式生效。 这一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各个宗教、民族和政治少数群体的积极活动实现的。这些群体的代表联合起来，成功说服了欧洲政治家，使他们相信该法的核心目的是打压民族身份和侵犯人权。如今，这种跨越宗教和民族分歧、共同构建反华恶法统一战线的模式正在荷兰发挥作用；在荷兰新成立的一个联盟已经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在荷兰活动的维吾尔、西藏、南蒙古和香港人权组织联合成立了“中国及内亚人权联盟”（HR in China and Inner Asia Coalition）。该联盟于2026年6月9日与荷兰国会下议院（Tweede Kamer）外交事务常务委员会的议员们举行了会谈。 这次紧急通报会的核心焦点是该联盟发出的警告。他们指出，该项立法是一个危险的、体制化的打压工具。它旨在强行灌输单一的“中华民族身份”，并系统性地抹杀目前处于中国占领下的非汉族群体——包括西藏、东突厥斯坦、南蒙古和香港——独特的语言、文化、宗教身份和历史遗产。 鉴于问题的紧迫性和时间的紧缺，在30分钟的会议期间，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专门为维吾尔和西藏代表各留出了两分钟的时间，让他们进行直接口头证言。 维吾尔代表展示了清晰的证据，详细说明了新法如何将现有的打压政策法治化，尤其是强制性的殖民化寄宿学校体制。他们强调，该系统旨在切断维吾尔儿童与其母语、文化和宗教根脉的联系，其带来的致命危险是*“企图培养‘肉体是维吾尔人，灵魂和精神已被汉化’的新一代”*。此外，他们还对该新法的第10条和第63条发出警报，指出北京的打压触角正在向海外延伸。代表们强调，生活在荷兰的维吾尔人正面临着与中国当局有关的、日益严重的跨国压迫（Transnational Repression）和恐吓，这是对荷兰国家主权和民主自由的裸侵犯。 西藏代表也证实了这些担忧，并表示该法是旨在彻底消灭西藏文化和宗教身份的最后一记致命重击。他们督促委员会系统性地监督荷兰政府对2025年4月议会通过的涉藏决议的执行情况。 在对话过程中，该联盟敦促荷兰议会（Tweede Kamer）正式发起一项针对中国《民族团结法》的议案（motie）。 联盟强调，荷兰议会若能采取强硬立场并成功通过一项“Motie”，将为其他欧洲国家树立强有力的榜样。这样的议案可以催化整个欧洲层面的协调回应，促使欧洲议会推动出台欧洲级别的政策行动。 基督教民主党（CDA）议员马斯·范·兰斯霍特（Maas van Lanschot）和自由民主人民党（VVD）议员妮可·马斯（Nicole Maes）等知名政治家出席了本次通报会。尽管他们提到了在当前地缘政治现实中中国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力，但也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民族团结法》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他们向联盟承诺：“中国变得非常强大，但我们会尽最大努力。” 会议结束时，印有所有联盟成员组织正式签名和标志的3页正式请愿书（Petition）正式递交到了议员手中。 这次联合行动标志着海外流亡群体抵抗运动的一个重要转变，它证明了受迫害群体在面对北京的暴政时，只要团结一致、用一个声音说话，就能发挥出极其强大和有效的作用。 阿布都热依木·艾尼 (Abdurehim Gheni Uyghur) 撰写日期：2026年6月24日

父亲节首谈父亲的嘱托：成千上万失踪维吾尔父亲的心声 身处异乡沦浪迹，个中凄苦问游子。 相思之痛几多深，且向痴情人儿询。 国破家亡何所依，此生无处话凄凉？ 若问此中真滋味，离乡背井泪满襟。 —— 摘自维吾尔语小说《流浪的灵魂》 今天是父亲节。对于每一个有父亲陪伴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他们庆祝这个节日，赠送礼物，创造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但对于我——一个被残酷剥夺了父爱的维吾尔人来说，每年的父亲节都是最痛苦的回忆被唤醒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与父亲最后一次通话的声音，总是在我耳边不断回响。 父亲当年对我的嘱托，也许正是如今在被占领的东突厥斯坦、在中国的集中营里遭受非人折磨的数百万维吾尔父亲，对身处海外、因流离失所而心碎的子女们无法言说的肺腑之言。这一天标志着我生命中那个黑暗时期的开始，那是因我最后一次听到父亲的声音，也是我与父亲以及其他19名亲人永别的时间线。2017年5月23日，我与父亲进行了最后一次电话交谈。 “爸爸，你身体怎么样？一切都好吗？”当时我哭着问他。自从母亲去世后，他也一直沉浸在悲痛中。在电话里，我觉得自己在他面前无比愧疚，哭着说：“爸爸，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你生病住院时，我没能守在身边照顾你，我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父亲用以下的话安慰我： “儿子，别太伤心。谁能预料到你会离开家乡，在国外过着流浪的生活呢？每种命运背后都有其安排。我们常说：‘只要故土平安，你的容颜就不会憔悴。’在异国他乡，即使物质上一应俱全，你内心的某个角落也永远是空落落的，你无法发出由衷的笑声。然而，流亡会迫使你克服困难，以更大的勇气生活。你已经开始理解生活和这个世界。对于你为什么要离开父母、家人以及那份体面的教师工作，选择在国外作为难民生活，你或许已经找到了更好的答案。无论你住在哪里，永远不要忘记养育你的母亲大地。好好照顾你的家庭，抚养好你的孩子，给他们良好的教育。在异乡，妻子和孩子是你唯一的慰藉。让他们快乐就是让我快乐。” 打记事起，我已故的父亲总是严格听从他自己父亲的教诲。他严格遵循我们维吾尔人的谚语：“父母宽心，真主顺心。” 我也一直极其珍视父亲的教诲。在那次短暂的交谈中，他还对我说： “儿子，你生活在一个宗教、文化和传统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国家。因此，要遵守那个国家的法律，做一个好公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谋生。我们维吾尔人说：‘宁可耗尽自己的力量，也不要羞辱自己。’儿子，当你告诉我你在荷兰学有所成，并开始在一家土壤研究所担任土壤分析师时，我是多么为你感到骄傲啊！一定要好好学习荷兰这个农业强国的土壤技术。不要只满足于眼前的工作，要努力继续深造，超越自己。在你出生长大的这片土地上，农业和土地管理是一切的基础。故土的农业发展迫切需要西方先进的技术。如果有一天你有机缘回去，把西方的技术带回去。到那时，你所学的知识将在发展你长大的这片土地的农业中发挥巨大作用。荷兰现在是你的第二故乡，也是你孩子们剪断脐带的母体。努力工作，为社会创造价值，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有尊严。为你的孩子们树立榜样，确保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 由于中国政府长期窃听海外电话，我们当时在通话时非常小心。说话间，父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通过这声叹息，我能感受到他无法大声说出来的千言万语。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他对我的绝笔和遗言，仿佛他的灵魂已经预感到了这一切。自那天起，我再也没能听到父亲的声音。 法庭上的证词与中国政府的残酷报复 七年后的2024年7月，我受世界公民法院（World Citizens’ Court）的邀请，前往该法庭出庭作证，控诉习近平违反《罗马规约》的罪行。为了阻止我参加这次庭审，中国政府将我生病的父亲和哥哥从集中营里临时带出来。他们强迫他们给我打电话，企图迫使我放弃作证。 当我拒绝了这场精心安排的要挟时，他们随即通过 Telegram 给我发来一段视频。视频中，我的父亲病入膏肓、毫无生气地躺在床上，而我哥哥站在他身边，在极大的压力下“劝”我收手。这完全是为了在心理和情感上彻底击垮我。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体弱多病的父亲的容颜。 然而，中国政府这种卑劣的敲诈未能阻止我出庭。法庭最终根据十一项反人类罪，对习近平发出了象征性的逮捕令。为了报复，中国政府立即将我生病的父亲重新关进集中营，两个月后，父亲在营中被折磨致死。这一悲惨的消息得到了自由亚洲电台知名记者雪合热提·吾守尔（Shohret Hoshur）的官方调查和证实。 我太想念这位充满爱心、勤劳而真诚的父亲的声音了。他的面容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有时我梦见我们正在进行温暖的交谈，有时我又会在半夜从梦中哭醒。爸爸，我好想你！直到现在，我才更深刻地体会到你的价值，因为我自己也做了父亲，知道了抚养孩子、把他们健康带大有多么不易。 爸爸，你以前常说：“我为我的孩子操碎了心，我的孩子又为他的孩子操碎了心。” 每当我的孩子们爬上我的肩膀，我就会想起这句话。你已经完美地履行了作为父亲的职责，而我的职责才刚刚开始。 在我们的民族中，有一句充满哲理的话：“儿子是父亲的秘密。” 每当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优秀的品质时，我都会感谢真主，并意识到这是你留给我的遗产。我现在正努力把这些美德传递给我的孩子们。你的笑脸是我的动力，你的沉稳敦促我学会耐心。你的正义感教会了我明辨是非、认清敌友。你是我的荣耀先祖，你是我的向导。愿你的安息之所在天堂，爸爸！ 我的父亲：数百万维吾尔父亲的缩影 我的个人悲剧绝非个案，而是被占领的东突厥斯坦数百万维吾尔人每天都要面对的残酷现实。这场世界以为在21世纪绝不会再发生、而中国正极力掩盖的种族灭绝，时至今日仍在肆无忌惮地进行着。 现在究竟在发生什么？有多少受害者 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UN-OHCHR)和国际特赦组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的独立报告，自2017年以来，有100万至180万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语系穆斯林少数民族被非法拘禁在集中营内。 尽管中国当局声称这些集中营已经关闭，但实际情况是，它已演变成一种结构性的永久体制。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USHMM)和郑国恩（Adrian Zenz）博士的研究表明，在集中营所谓的“关闭”后，至少有50万维吾尔人被转入正式监狱，面临长期监禁。另有数百万维吾尔人正在接受国家组织的工厂和农田的大规模强迫劳动。 集中营在哪里？那里正在发生什么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通过卫星图像进行的研究表明，整个地区——从喀什、和田到乌鲁木齐和伊宁，分布着380多个大型拘留营和高安全级别的监狱建筑群。 在这些高墙背后，正在进行着系统性的身份认同毁灭：酷刑、洗脑、强迫妇女绝育，以及全面禁止维吾尔语和伊斯兰信仰。当父母在监狱中消逝时，他们的孩子被安置在国家开办的寄宿学校里，在那里，他们与母语和自身文化被完全隔离。中国政府的这些罪行已被包括荷兰、加拿大和美国在内的十多个国家的国会正式认定为种族灭绝 (Genocide)。 在父亲节这天，我凝望着父亲的笑脸。他的话语是我人生的指南针。我将继续让他的声音被世界听到，不仅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更是为了今天被残酷分离的数百万维吾尔父亲和孩子们。 安息吧，我亲爱的爸爸！ 作者：阿布都热依木·艾尼 (Abdurehim Gheni Uyghur) 撰写日期：2026年6月19日 参考文献与国际报告： 1. 联合国人权办 (OHCH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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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海牙的宣传黑手被切断 “暴政用谎言掩盖自身，而真理凭勇气粉碎压迫的高墙。” —— 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ehim Gheni Uyghur）的个人回忆录 在我的证词发表后，“和平与正义之城”全面禁办中国元宵节 海牙讯 —— 2026年5月20日，海牙市议会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且至关重要的政治一步，给中国共产党（中共）的跨国压迫和跨境恐吓体系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海牙市政府已正式断绝与在其管辖范围内活动的亲北京地下网络的联系。市长扬·范·赞能（Jan van Zanen）宣布，永久禁止负责举办一年一度“中国元宵节”的亲北京组织，并正式声明不再欢迎他们利用市长官邸（市政厅中庭 Atrium）举办活动。 这一具有魄力的行政指令，是由绿党-左翼联盟（GroenLinks）议员赫拉·布特（Hera Butt）、工党（PvdA）以及自由民主人民党（VVD）在我向议会提交了令人揪心且震撼的公开证词后，共同发起的紧急议会辩论所促成的。 在西方民主的避难所中，重演被占领东突厥斯坦的恐怖景象 这场发生在海牙政治核心区域的紧急辩论，直接起因于今年2月14日发生的一起严重暴力事件。当天，在市政厅中庭举行的元宵节活动中，我针对中国政权的暴行进行和平的个人抗议，却遭到亲北京安保人员的野蛮袭击。在被给予的有限发言时间里，我向市议会如实陈述了当时所遭受的身心折磨，字字句句直击在场议员的心灵：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委员会成员们： 我叫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ehim Gheni）。今天我站在这里，是以一名直接受害者的身份，控诉2月14日就在这栋市政厅大楼中庭内发生的一场野蛮、残暴的袭击。在我对中国暴政进行和平抗议时，遭到了中国安保人员的暴力袭击。他们残忍地扭断我的脖子和手臂，强行夺走我手中的抗议标语。在施暴过程中，他们凑到我耳边，冰冷而令人毛骨悚然地低语：‘你活该进集中营，你活该死，我要杀了你。’ 这场可怕的遭遇给我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甚至让我产生错觉，仿佛自己并非站在民主的荷兰，而是回到了遭受中国军队残酷军事占领的东突厥斯坦，正被强行拖入集中营。北京的黑手已经刺穿了我的生活，摧毁了我在这里的健康与安全。 在事发当天，市政厅里聚集了许多荷兰媒体，但他们却选择保持沉默，对中国的跨国暴力视而不见。如果不是市议会中的这三个政党立即向市长提出紧急质询，如果不是《共同日报》（Algemeen Dagblad, AD）记者伊里斯·范·登·博姆（Iris van den Boom）的勇敢报道，中国这种跨境压迫行径将会被彻底掩盖。而这种掩盖，必将为中国在荷兰领土上进行更具侵略性、更肆无忌惮的敌对行为铺平道路。我向这三个政党以及《共同日报》打破沉默、勇敢揭露这一野蛮暴力的行为，致以最深切、最诚挚的谢意。 这场袭击的后遗症，加之我不断收到的死亡威胁，正严重摧毁着我的心理健康。他们的恶劣行径粉碎了我的内心平静，使我陷入极大的精神痛苦中。因此，在家庭医生的紧急转诊下，我已被送往专业精神卫生保健机构（SGGZ）接受密集精神科治疗。北京的黑手正在活跃地摧毁我的健康和生命。 我为我们民族的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个人代价。2024年，我作为关键证人出席了在海牙举行界公民法院（The Court of Citizens of the World），依据《罗马规约》就习近平政权对维吾尔人实施的种族灭绝行为出庭作证。为了对我进行残酷的报复，中国政府在集中营内将我的父亲迫害致死，而我的19位至亲至今依然下落不明，完全失去了音讯。 我向市议会发出严正质问：如果你们甚至无法在这栋市政厅的安全围墙内保护我免受中国的暴力伤害，那么‘和平与正义之城’这个称号对这座城市来说，究竟还有何实质价值？我由衷地感谢大家如此严肃认真地倾听。” 北京的宣传伎俩被彻底揭露与反驳 2026年5月20日，荷兰最大的全国性报纸之一《共同日报》（AD）的记者阿马林斯·西卡马（Amarins Siccama）发表了一篇整版的深度调查报道，题为《中国组织不再受市政厅欢迎》。文章刊登了海牙市长扬·范·赞能毫不妥协的严正声明，同时也刊登了中国新年活动筹委会主席周守局（Atom Zhou）的发言。 为了极力替其网络洗脱罪名，周守局发表公开声明企图篡改事实。他厚颜无耻地声称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并试图通过将我描绘成一个“破坏节日气氛、在参与者和儿童中煽动恐慌的‘侵略者’”来完全嫁祸于我，甚至宣称他们只是“将我移交给警方”。这完全照搬了中国共产党经典的、屡见不鲜的套路——在当场被抓、颜面尽失时，反打一耙，贼喊捉贼。然而，市长扬·范·赞能果断地击碎了这一连篇的谎言。 市长强烈谴责了该中国组织的行径，判定其公然违反了荷兰主权和市政规程。范·赞能市长明确指出，根据严格的荷兰法律，只有海牙市政府的官方安保人员才拥有在公共空间进行干预的法律授权。中国人员在荷兰领土上擅自将执法权据为己有，显属公然违法。 市长将该亲北京组织的行径定性为“不可接受的不当行为”，彻底剥夺了他们的政治宣传平台，并永久禁止他们进入该大楼。扬·范·赞能市长坚定地表示：“我们不会再为市政厅内的这一节日提供便利。我将不再与该组织合作。” 此外，作为对我斗争的重大肯定，市长已正式同意在近期与我进行私人面对面会晤，以全面解决我的个人安全问题、刑事调查进展以及我失踪家人的悲惨命运。 荷兰政治更大层面的范式转移 海牙市政府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指令并非孤立事件。就在最近，荷兰国会（Tweede Kamer）正式通过了一项旨在打击外国跨国压迫的全面立法动议，加强了保护脆弱流亡群体免受极权主义侵害的法律盾牌。在此之前，阿纳姆市（Arnhem）也树立了强有力的先例，因中共持续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该市永久断绝了与中国的友好城市关系。 在海牙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向北京遍布欧洲的秘密网络发出了明确无误的警告：西方的民主机构绝不再是专制政权恐吓和扼杀批评者声音的游乐场。对于像我这样父亲为真理与自由付出生命代价的活动人士来说，在“和平与正义之城”终结中国的无法无天，是对北京全球压迫机器的沉重打击，也是全球维吾尔流亡群体的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胜利。 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ehim Gheni Uyghur） 日期：2026年6月7日 相关文章资料链接: https://www.ad.nl/den-haag/organisatie-chinees-nieuwjaar-niet-meer-welkom-in-haags-stadhuis-volstrekt-in-strijd-met-de-afspraken~abc81dfc/

良知的镜头与利益的镜头 4月23日，我在荷兰国家广播电视台（NOS）的Instagram页面上看到一条消息：美国摄影师卡罗尔·古齐（Carol Guzy）的一幅作品在阿姆斯特丹被世界新闻摄影比赛（World Press Photo）评为“2026年度最佳图片”。虽然这张照片赢得了全球的赞誉，但它却激起了我内心深处剧烈的痛苦。它瞬间将我带回了2026年2月14日在海牙市政厅（stadhuis）所经历的那场悲剧——海牙，这座讽刺地作为国际和平与正义象征的城市。 那天，在市政厅的中央大厅里，在中国大使馆举办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期间，我遭到了野蛮的袭击。当时，我正和平地举着一块抗议牌，却遭到了中国安保人员和荷兰两个亲北京华人组织主席的围攻。他们把我的双臂扭到背后，夺走了我的牌子，并拒绝归还。我被掐住脖子锁喉，被猛摔在地上，并被粗暴地拖出大厅。当一幅记录美国一个家庭苦难的照片在全球受到表彰时，在正义之城的中心，一个原本应发声的个体的声音，却被在场的各大主流媒体彻底无视和扼杀。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揭露媒体界这种系统性的不公。 系统性分离 vs 跨国镇压 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奖的照片捕捉到了一个家庭被法律系统拆散的痛苦瞬间。在那一刻，国家是在执行其国内法律。然而，在海牙发生的事情却代表了一个更险恶、更危险的现实：中国共产党（CCP）在荷兰主权领土上实施的“跨国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我的抗议牌上只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问题：“我那在被中国占领的东突厥斯坦失踪的19位亲人在哪里？” 我的亲人们是正在进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活生生的证据，代表着数百万失踪的维吾尔人。这一现实让中国政权处于极其尴尬和狼狈的境地。在民主的殿堂里，一名维吾尔裔荷兰公民的双臂被扭曲，并被外国专制政权的代理人暴力驱逐，这是西方民主制度上的一个巨大污点。 画面上的相似，本质上的对立 卡罗尔·古齐的照片捕捉到了父亲和孩子们被分离时的绝望——这是对系统性体制压力的记录。我的处境折射出了同样的视觉绝望：一个维吾尔男子的脖子和双臂被暴力扭曲，而他的照片和牌子被强行没收。表面上看，这两种情况都涉及“限制”和“分离”。然而，当美国的那张照片被作为人类悲剧的重要见证而受到赞颂时，来自海牙的画面却遭到侵略性的压制。一方面，悲剧通过镜头大白于天下；另一方面，镜头被粉碎以掩盖真相。 真相与利益的冲突：现场的沉默 那天，海牙市政厅聚集了荷兰最著名的主流媒体和专业摄影师。北京特意邀请了这些配备了最先进设备的知名媒体渠道，以展示其软实力和影响力。这些记者亲眼目睹了我如何被勒住脖子、我的牌子如何被抢走，他们的摄像机捕捉到了这一切。 然而，令我深感遗憾的是，没有一家主流媒体报道真相。为什么？他们是害怕损害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还是害怕失去经济特权？在这里，新闻业的最高使命——揭示真相——向赤裸裸的投机主义低头。尽管我亲自将视频素材发送给了NOS、RTL和Omroep West，但他们都选择通过沉默来成为帮凶。 普通手机与良知的胜利 然而，真相并没有被完全窒息。暴力画面被中国异见人士邢松林用一部普通的手机记录了下来。他不是专业摄影师，但他是一个拒绝让真相消失的人。 我将这段视频转发给了《AD Amersfoort》报社的记者艾里斯·范登博姆（Iris van den Boom）女士。虽然她不在案发现场，但在看到视频后，她将新闻职业道德置于任何政治或经济考量之上。早在2月16日，她就发表了第一篇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报道，揭露了中国的暴力行为。当企业媒体巨头因恐惧而保持沉默时，她成为了一个家庭遭受种族灭绝迫害的维吾尔人的正义之声。 新闻道德的两极 摄影师卡罗尔·古齐通过揭示一个家庭的苦难，展示了专业道德的最高标准。相反，海牙现场的媒体渠道由于选择沉默而背叛了他们的职业誓言。如果他们足够勇敢，中国政府支持的暴力行为在欧洲腹地的曝光，在今天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影响。 这种真相与利益的冲突，确保了我那些失踪亲人的命运仍然隐匿于世。国际社会赞美美国国内的悲剧，却为了经济利益，对欧洲民主中心发生的赤裸裸的暴力视而不见。 正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名言所说：“历史将不得不记录下，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气焰，而是好人令人心碎的沉默。” 民主国家必须果断斩断这只威权的“长臂”（lange arm）。记者们绝不能再将镜头对准企业利益，而必须对准人类的良知。一张照片是泪水的纪念碑；另一张则是良知呼唤正义的无畏斗争。那些向权力直言真相的人的名字将永存。在追求正义道路上所遭受的苦难，其价值是永恒的！ 作者：阿布都热依木·艾尼 (Abdurehim Gheni Uyghur) 日期： 2026年5月18日 注：本文英文版发表于 Bitter Winter 杂志，链接如下。 https://bitterwinter.org/when-the-camera-turns-away-carol-guzy-and-amsterdams-lonely-uyghur/ 资料来源如下： https://www.instagram.com/p/DXeaaE3DLpy/?img_index=1&igsh=ejM5MXJ0MWZpYmli

纪念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是每一位东突厥斯坦人的民族与良知和责任 一个不纪念自己国家节日的民族，是一个历史痕迹已经消失的民族。一个拥有值得纪念的国庆日与民族英雄却不加以纪念的民族，是无知的民族。这样的民族终将被历史的洪流所冲刷——摘自我的回忆。 自2018年6月23日起，我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Dam Square）展开孤身抗议，旨在让世界了解中国政府在我们被占领的家园——东突厥斯坦——实施的种族灭绝罪行。而这一抗议中最引人注目、最令来自世界各地游客震惊的地方，不仅是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民族在其祖传家园实施的种族灭绝，更是他们得知：维吾尔人的家园已被中国国家殖民，占领剥夺主权，降格为一个所谓的自治区与“少数民族”地区。 即便来自世界偏远地区的游客，也知道西藏被中国吞并为殖民地。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听说过与西藏毗邻、命运相似的“东突厥斯坦”，更遑论“维吾尔”这个民族的名字。 因此，在我的和平抗议中，我首先做的，就是向他们展示一张地图。当我解释说：维吾尔人的祖传家园东突厥斯坦被中国侵略者占领，并以殖民称号改名为“新疆”时，他们皆感震惊。 随后，当我展示印在“维吾尔历史”海报上的简略史图——从匈奴帝国直至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历史——他们都惊愕得张大了嘴。有些人表示他们了解维吾尔的历史，知道这个民族自古以来既勇武又文明，那一刻我的心为之激动不已。这样的时刻，在我阿姆斯特丹的抗议中屡次出现。 有一天，一位德国游客在仔细观看了我海报上关于维吾尔历史与种族灭绝的照片后，走到我面前说：“年轻人，我远远看到你头上的小花帽（doppa）就认出你是维吾尔人。十五年前，我去过你们的家乡，游历了乌鲁木齐、吐鲁番、伊宁、喀什和阿克苏，对维吾尔文化有一定了解。 维吾尔人对外国游客极为尊敬、热情好客，常邀请客人到家中做客。我从未在世界其他地方见过如此好客的民族。我无法用言语描述古老喀什的印象，那里的空气中都充满了天然音乐的旋律。 当我从你的海报上详细了解了这个创造了丝绸之路文明、向世界传播文化、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如今却因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而成为受害者，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下遭受种族灭绝时，维吾尔民族的简史又重新浮现在我眼前。” 此时，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他继续说：“我理解你此刻的情感。不要失去信心——一个民族通过英勇创造的历史会被铭记；一个充满血与泪的历史，会成为后代的教训。我从维吾尔民族的辉煌事迹中回顾他们的历史，并对你们的苦难深感同情。 以蒙古草原为中心的鄂尔浑维吾尔汗国，曾统治中亚与北亚的广大地区，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迹。今天在蒙古及周边地区发现的‘永恒石碑’正是明证。 当唐王朝濒临崩溃、首都陷落之际，曾向维吾尔鄂尔浑汗国求援。维吾尔可汗白阎处可汗（Bayanchur Khan）并未趁机侵占唐地，而是派出5000精锐部队援助，不久即平定叛乱，挽救了唐朝的灭亡。 那时，维吾尔人完全可以征服唐王朝、殖民中国，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充分说明维吾尔民族的仁义与高尚。” 1949年，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后进入东突厥斯坦，欺骗你们说“我们将帮助维吾尔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五年后离开”，但此后长期殖民统治，并最终实施种族灭绝。 中国的这种恶行，应当激起全球的强烈反抗！你在倡议中将维吾尔的历史与身份，成功地与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相联系，让游客获得了关键的认知。我支持你正义的事业，祝愿你们早日摆脱殖民，建立独立的国家。 中国共产政权像苏联一样崩溃的那一天已不远，你们的独立机会终将到来——保持希望！” 随后，他在一块白布上写下：“东突厥斯坦独立！关闭中国占领下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并与我合影留念后道别。 在我孤身抗议的过程中，我与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有许多这样的对话，他们都明白维吾尔人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说：“你们所遭受的压迫，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人权记录糟糕，而是因为你们的国家被中国殖民。 因为中国的殖民比其他任何殖民者都更加邪恶、贪婪、丑陋。它的目标是让你们永远不能再站起来，最终彻底毁灭你们。既然你生活在自由的国家，就应当在此自由——坚强起来，把独立的梦想变成信念，不要忽视在孩子心中培育民族精神。” 许多人都这样对我说。 我们如何唤醒民族精神？我们如何建立国家意识？我对此深思良久。作为信奉伊斯兰的维吾尔民族，我们属于“穆斯林共同体”（Ummah），但今日穆斯林世界的团结意识已消失。中国对此非常清楚，这正是他们能在穆斯林世界眼皮底下肆意屠杀我们的原因。 由于中国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异语即异心”——中国始终将他族视为敌人。如今，它正在灭绝一个高贵的民族。 那我们存在的价值与根基是什么？那就是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真主创造我们为维吾尔人，并赐予我们东突厥斯坦这片土地。每一个民族的独特性，都是真主的象征，而保护它，则是信仰的要求。 维吾尔的土地及其所有权，属于维吾尔人——这种意识，就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在灵魂、思想、头脑与行动中实现独立。 为此，我们必须尽一切所能去努力。而首要之事，就是要广泛地向全世界传播；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每年纪念“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 东突厥斯坦人民先后两次建立了共和国：第一次于1933年11月12日在喀什成立；第二次于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这两次以成千上万烈士的热血为代价建立的神圣共和国，多年来一直被我们的人民视为一体，每年的11月12日，我们都在海外纪念共和国日。 通过纪念这一天，我们向世界展示：维吾尔民族是一个追求自由、具备自治能力、拥有高度民主意识的民族。同时，我们也向世界宣告东突厥斯坦人民争取自由的民族意志。 这两个共和国，是我们祖国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的象征。而这两次共和国留下的宝贵经验、教训与战斗精神，则成为我们今日继续为独立奋斗的方向与精神滋养。 时时铭记这两个共和国并继承其精神，是我们每个人的民族与良知责任。 自我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开始孤身抗议以来，我观察到各被殖民民族纪念自身独立日的活动。受到他们独立日活动的启发，我将纪念“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视为自己对民族的责任与义务。 2019年11月16日，我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举行了第一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纪念活动，约有200名维吾尔人参与。活动以雄壮的东突厥斯坦国歌开场，随后举行升旗仪式，印有新月与星的蓝旗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高高飘扬。接着，我用三种语言阐述了活动意义，并进行了现场直播。 在这次纪念活动中，我展示了十余张主题海报，内容涵盖中国对维吾尔实施的种族灭绝、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及维吾尔历史。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介绍两次共和国简史及维吾尔历史的海报。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支持者的祝贺信息，他们在网络上观看了活动，几乎所有人都表达了对维吾尔人早日摆脱中国殖民、建立自己国家的祝愿——读到这些话，我心潮澎湃，为我们祖先创造的辉煌历史而感到自豪，并为他们的灵魂祈祷。 感受到这一纪念活动的现实意义后，我决定每年都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举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庆典，继承祖先的精神，永不熄灭他们点燃的火炬——这成为了我的责任与使命，我也坚持至今。 此后，我每年都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举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活动。不幸的是，2024年11月，由于以色列足球流氓与亲巴示威者之间的冲突，水坝广场的活动一度被临时禁止，因此我未能举办当年的纪念活动，深感遗憾与失落。 在我们于祖国建立国家之前，让我们先在心中建国，并以实际行动将其化为现实。让我们以各种形式纪念每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来吧，让我们在世界各地共同庆祝我们的国庆日！让我们向世界宣告维吾尔的独立意志。 因此，在2025年11月16日，欢迎来到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让我们共同纪念“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让我们共同向世界宣示我们的独立梦想！让我们在灵魂、思想、理念、行动与实践中实现独立！ 阿不都热依木 · 艾尼 · 维吾尔（Abdurehim Gheni Uyghur） 撰写于：2025年11月12日 补充材料： 2019年11月16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纪念仪式于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举行。 2020年11月15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纪念及升旗仪式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举行。 2021年11月14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纪念及升旗仪式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举行。 2021年11月13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纪念及升旗仪式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举行。 2021年11月1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日”纪念及升旗仪式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举行。

韶关大屠杀是乌鲁木齐大屠杀的直接导火索 每当我们回顾韶关大屠杀，我们对中共的怨恨便会加深。这不仅是因为受害者众多，更是因为他们承受了极其痛苦的死亡。 2009年5月26日，约800名维吾尔族劳工——他们此前被从喀什地区疏附县县 (Shufu County / Konisheher County) 转移至广东省韶关市 (Shaoguan City)——绝未想到会在那一天被残酷殴打致死。这批工人是被当局强迫雇佣的，此举也是当局自2008年启动的，是奴役20万名维吾尔族民族青年计划的一部分，也是激发两个民族矛盾的导火索。 当天，数千名汉族工人闯入他们的宿舍，将他们从床上拖下，然后用木棍和铁棍疯狂殴打，直到有人毙命。这些行凶者指责维吾尔族工人调戏汉族女工。维吾尔族工人在被追赶和毒打的影片迅速在网上疯传。尽管我当时身在荷兰，却密切关注着东突厥斯坦 (East Turkestan) 的每一条新闻。那些追逐和殴打维吾尔族工人的影片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讨论。据统计，当天共有17名维吾尔族工人不幸遇难。 为抗议这场残酷的屠杀，数千名学生——其中大多数非常年轻——在乌鲁木齐 (Urumqi) 所谓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政府大楼前组织了一场和平示威。他们向政府提出要求：必须就韶关屠杀事件作出解释，停止强制将维吾尔族劳工转移到汉族人口占多数的省份，并解决东突厥斯坦境内的失业问题。然而，警方和军队却向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开枪，造成了更多人员伤亡。警方向抗议者开枪以及殴打抗议者的影片同样在网上广为流传。 在抗议期间，警方和士兵使用了新研发的硫磺枪，其喷射物能粘附在抗议者的衣服上，且无法洗净。他们在夜间逮捕抗议者后，便借此检查衣物上的痕迹，以确认其是否曾参与示威。此外，维吾尔族人主要居住的住宅区被切断电源，士兵破门而入，任意逮捕并杀害维吾尔族人 韶关市汉族人殴打并杀害维吾尔族劳工的影片片段暴力且令人不安，这些影片在互联网上流传了数周，激怒了无数维吾尔族人。奇怪的是，尽管这些影片明确指出了骚乱的始作俑者，但一向高效的中国网络警察却从未对其进行禁止。更多证据清楚地表明，这是中共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多位目击者证实，当时中共地区党委书记王乐泉 (Wang Lequan) 和其他官员正在乌鲁木齐南山 (South Mountain of Urumqi) 旅游景点悠然玩乐，而警方却在夜幕的掩护下，用硫磺枪标记抗议者，并进行逮捕和杀害。 7月5日晚，居住在二道桥 (Dong Kowruck / Erdaoqiao)、赛马场(Beige Meidani / Horse Racetrack Road) 和大湾路 (Dawan Road / Hill Road) 的数名维吾尔族青年惨遭杀害。他们的尸体被军车运走，血迹则在夜色掩护下被通宵冲洗。 王乐泉 (Wang Lequan) 在电视上将这场屠杀描述为“对极端分子的有力回击”。在王乐泉 (W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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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厥斯坦国民军：从建立到消亡 东突厥斯坦国民军的建立 今天，4月8日，是现代维吾尔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这一天让维吾尔人充满骄傲与荣耀——这一天，东突厥斯坦正式建立了一支军事力量。这是1945年4月8日在伊宁（今伊宁市）建立东突厥斯坦国民军的纪念日。 从20世纪初到中期，世界政治氛围的剧烈动荡强烈影响了东突厥斯坦，使其成为一个陷入严重政治混乱的地区。从1931年到1934年，以及从1944年到1949年，东突厥斯坦针对中国占领当局的解放运动在现代维吾尔政治史上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1945年4月8日建立的东突厥斯坦国民军，在1949年10月20日中国入侵军进入东突厥斯坦并于12月22日占领该地区后解散。到1969年，这支军队被彻底消灭。在此期间，东突厥斯坦国民军的斗争在维吾尔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印记。 1943年，盛世才突然背弃苏联后，1944年，东突厥斯坦爆发了第二次大规模革命。1944年4月9日，在前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支持和协助下，一个地下组织——伊宁解放组织——在伊宁县城（现伊宁市）成立，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政府。艾力汗·吐烈被选为主席。 1944年8月，在法提赫·巴图尔、阿克巴尔·巴图尔、赛义特·巴图尔、格尼·巴图尔、哈米特·巴图尔等人的领导下，在尼勒克县乌拉斯台山区建立了游击队司令部，开始了对殖民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斗争。法提赫被选为游击队总司令，哈米特为副总司令，阿克巴尔为前线指挥官。游击队动员了来自周边地区如加仑古尔、加尔图汗和科克赛等地的各族人民，为反对中华民国在伊宁的殖民统治准备武装起义。 经过充分准备，1944年10月6日，游击队在法提赫的指挥下对尼勒克县城发动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后于10月7日占领该城。随后，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革命史上第一个人民政府在尼勒克县成立。在这场战斗中，哈米特英勇作战，为自由和解放光荣牺牲。在此期间，游击队消灭了国民党约30名宪兵，俘虏了140多名士兵，缴获66支步枪、8把手枪、3挺机枪、150枚手榴弹、数千发子弹和一辆车，同时从监狱中解放了100多名各族人民。 占领尼勒克县城后，乌拉斯台游击队改编为三个大单位。第一单位由近300名哈萨克人组成，阿克巴尔被任命为领导，赛义特为副领导。第二单位由维吾尔人、蒙古人和少量锡伯人组成，约250人，格尼被任命为领导。第三单位主要由俄罗斯人组成，伊万·西托夫被任命为单位领导。游击队员总数超过800人。 1944年11月4日，伊宁解放组织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建议下，决定利用中华民国国民军主力离开伊宁镇压尼勒克叛乱的机会，在伊宁发动起义。在秘密组织和武装城内群众的同时，他们还通过苏联领事馆的帮助向尼勒克游击队送信，请求他们在伊宁起义中提供协助。 1944年11月6日晚，在解放组织的领导下，与各武装力量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领导起义的军事指挥部。苏联红军军官彼得·罗曼诺维奇·亚历山德罗夫被任命为军事指挥部司令，拉希姆江·萨比尔·哈吉约夫、阿布杜克里姆·阿巴索夫、瓦尔沙诺夫·米哈伊洛维奇·马扎罗夫和卡西姆江·坎巴里为成员。 11月7日凌晨，由法提赫·巴图尔指挥的尼勒克游击队、阿布杜克里姆·阿巴索夫和彼得·罗曼诺维奇·亚历山德罗夫领导的霍尔果斯游击队，以及解放组织领导下的伊宁市内各族地方起义者和群众，联合对伊宁市内国民党国民军的主要军事据点、总督府、伊犁地区警察总部及分局、电站、电话局和专业公司发动全面进攻。11月1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在解放组织的领导下于伊宁成立。 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高级指挥部下令对伊宁残存国民党军队驻扎的哈兰贝格、机场和朗尚寺发动全面进攻后，游击队在苏联军事人员的协助下，于1945年1月28日凌晨对各目标发动猛烈攻击。尽管蒋介石曾电告部队“以超越斯大林格勒的精神坚守到底”，但被围困在哈兰贝格等三处的国民党国民军残部无法抵挡伊犁游击队的猛烈攻击而被击败。结果，游击队缴获了2100支步枪、98挺轻重机枪、2门高射炮、5门迫击炮、54架飞机（其中许多已被敌人损坏）、16辆车、8台无线电设备及其他军事装备。占领哈兰贝格后，除精河和博尔塔拉县外，整个伊犁地区完全解放。 1945年4月8日，东突厥斯坦国民军的授旗仪式在伊宁举行，正式宣布正规东突厥斯坦国民军的建立。军队制服仿照苏联军队设计，设立了肩章、领章和旗帜，并分发了奖章和勋章。在东突厥斯坦国民军总参谋部下，设立了军事供应部、政治部、军事建设部、军事法庭和军事行动部等机构。曾为沙皇白俄罗斯士兵、从苏联红军逃亡并定居伊宁的帕列诺夫被任命为总司令，马扎罗夫被任命为参谋长，维吾尔人祖农·泰伊波夫被任命为副总司令，格尼·巴图尔被任命为军事法庭负责人，阿布杜克里姆·阿巴索夫被任命为政治部负责人。正规军士兵总数超过4万人。 尽管国民军刚刚成立，但他们解放东突厥斯坦的决心和战斗精神极为强大。他们将中国军队驱逐出北部三个地区，摧毁了被称为乌鲁木齐“钢铁堡垒”的石河子和精河防线，并在跨过距乌鲁木齐仅150公里的玛纳斯河后准备进攻乌鲁木齐。同时，他们组织了南方战线部队，开始攻击天山以南地区，并秘密派人到各地组织反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起义。在南方，他们以塔什库尔干和塔什米利克为中心建立了一支武装叛乱部队，对中国军队占领的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正规部队解放了战略上重要的拜城和温宿县，将中国军队包围在阿克苏城墙内。其他武装叛乱团体也从各个方向发动进攻，将中国军队逐出其领土。中国军队基本上被限制在各地的城墙之内。 1946年4月，双方签署了“11点协议”。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名称被废除，与国民党政府成立了联合政府。东突厥斯坦国民军缩减并改编为6个团。南方数万武装叛乱分子也放下武器回家。然而，由于中国国民党政府未遵守协议，联合政府崩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于1947年8月从乌鲁木齐返回伊宁。他们再次扩军，组建了一支由5个骑兵团、3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营组成的3万人的更完善的部队。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因此，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同年6月，刘少奇前往苏联进行秘密会谈。会谈中，苏联建议中国共产党加快进入东突厥斯坦。1949年8月14日，中国共产党代表邓力群携三名工作人员和一名无线电操作员经阿拉木图抵达伊宁。据中国政府资料，8月18日，毛泽东致电艾合买提江·卡斯木，邀请他参加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全国政治协商会议。8月20日，艾合买提江·卡斯木回电毛泽东，接受了这一邀请。 根据在1944-1949年东突厥斯坦解放革命期间活跃于伊宁的苏联安全人员哈基姆·贾帕尔博士和亚鲁拉·别科夫的采访记录（苏联解体后出版），由革命领袖艾合买提江·卡斯木率领的代表团于1949年8月24日在阿拉木图与莫斯科高级官员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位哈萨克领导人举行会谈。 会谈中，苏联方面建议艾合买提江·卡斯木等人参加中国共产党首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不提出任何政治要求或条件，并支持中国的政治计划。艾合买提江·卡斯木坚决拒绝这一建议，坚持在解决东突厥斯坦政治命运时要求独立，或至少按联邦制赋予权利。他坚定表示，如果这不可能，就没有必要参加会议。会谈气氛极为紧张，一直持续到午夜。由于辩论加剧和压力增大，艾合买提江·卡斯木、伊沙克别克·穆努诺夫、达利尔汗·苏古尔巴耶夫等人最终表示，中国共产党至少应按照苏联模式解决民族问题，即授予联盟共和国地位。然而，莫斯科代表对此也没有给出满意答复，会谈无果而终。 根据中国政府为掩盖真相而编造的虚假历史，艾合买提江·卡斯木及其代表团于1949年8月24日离开阿拉木图前往北京参加会议，并于8月27日因天气原因在贝加尔湖附近坠机身亡。据称他们在即将于北京举行的会议上将完全承认共产主义中国政府，不要求任何民族或政治权利。然而，维吾尔人认为艾合买提江·卡斯木及其同伴是阴谋和暗算的受害者。这一真实历史无疑将在东突厥斯坦实现独立时揭露。 东突厥斯坦国民军的解散 在苏联的支持下，侵略性的中国共产主义军队于1949年10月20日占领了东突厥斯坦。1950年1月20日，东突厥斯坦国民军正式解散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完全融入中国军事结构。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中，中国政府部署了前东突厥斯坦战士对抗印度军队，试图迅速消灭他们的存在。在这场冲突中，他们展现了成为传奇的非凡英雄主义。这让中国政府感到震惊和威胁，随后将他们分散到中国军队的各个单位，并以战后就业为借口，将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的城市和村庄。第五军第13师第38团和第14师第40团这两个最后残存的单位于1969年被吸收到北疆野战军中并被消灭。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东突厥斯坦国民军的将领和士兵通过各种阴谋和借口被系统性地杀害或消灭。 尽管代表着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民族崇高骄傲的东突厥斯坦国民军被侵略性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摧毁，并在我们民族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在我们的历史上占据了辉煌的一页。它仍然是我们的历史骄傲，也是我们未来革命的灵感来源。 来源：纳比江·图尔荪，《维吾尔通史》，奥尔洪网站，维基百科 阿不都热依木.艾尼 日期：2025年4月8日

国际母语日与濒危的维吾尔语言 语言是民族存在的关键因素之一——我的记忆 1999年11月17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宣布将2月21日定为“国际母语日”。 这一纪念日最初被称为“母语运动日”，是为了缅怀在捍卫孟加拉语的斗争中牺牲的大学生。1952年，当孟加拉地区仍属巴基斯坦的一部分时，人民要求承认孟加拉语为国家官方语言。2月21日，警察向示威者开枪，当场打死5人。在孟加拉于1971年3月26日从巴基斯坦独立后，人们为这五位“语言英雄”建立了纪念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这一决议，旨在促进母语的使用，保护语言多样性，并防止世界各地的语言濒临灭绝。 语言正面临全球性威胁 据统计，世界上共有7000多种语言，但其中96%仅由全球4%的人口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部门警告称，全球超过一半的语言正面临灭绝的风险，每两周就有一种语言消失。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未来几个世纪内，全球可能只剩下几百种语言。 语言、文化与主权 任何语言的生存与发展，都取决于使用它的人及其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然而，只有当人们对自己的土地拥有主权，这些元素才能得到保护和加强。 不幸的是，自从东突厥斯坦落入中国殖民统治后，中国政府的同化政策严重破坏了维吾尔语。维吾尔族世世代代被迫多次更换书写体系，导致文字传承中断。尽管面临这些阻碍，维吾尔语仍然被一代代传承下来。 维吾尔语：古老而丰富的语言遗产 维吾尔语是最古老的突厥语之一，并拥有悠久的书面历史。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份公元480年的古代文献，其文字基于粟特字母的维吾尔文书写。 自公元740年建立突厥乌古斯汗国以来，维吾尔人使用了多种文字，包括鄂尔浑—叶尼塞文、粟特文、摩尼教文等。维吾尔学者对其他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13世纪，维吾尔学者塔塔·通噶（Tata Tonga）将维吾尔文改编成蒙古文，这一文字系统至今仍在使用。 考古证据表明，维吾尔人历史上至少使用过13种不同的文字，包括：鄂尔浑—叶尼塞文，古维吾尔文，粟特文，摩尼教文，婆罗米文，梵文，塞文，察合台文 等等。 维吾尔学者还用母语创作了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例如，马哈茂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和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均用维吾尔突厥语写成，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宣布2008年为“国际马哈茂德·喀什噶里年”以表彰其贡献。 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东部突厥语族（维吾尔—葛逻禄语支），与乌兹别克语关系密切。根据语言排名，维吾尔语位列世界上最广泛使用语言的前100名，排名第98位。 维吾尔语正面临威胁 尽管维吾尔语拥有悠久的历史，但由于中国政府的文化灭绝政策，它正面临严重威胁： 维吾尔语教育在学校中被全面禁止。 用维吾尔语出版作品的作家被监禁。 数百万维吾尔儿童、青年和成人被强行关押在“再教育营”中，被迫放弃母语，只能学习汉语。 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无法庆祝国际母语日，也不能自由使用母语进行交流、书写或出版，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 维吾尔侨民的语言保护行动 由于在东突厥斯坦内部无法保护维吾尔语，全球维吾尔侨民肩负起了这一责任： 维吾尔人在海外建立母语学校，教授孩子们学习维吾尔语。 线上维吾尔语课程被广泛开设。 每年2月21日，全球各地的维吾尔人都会举办国际母语日庆祝活动，强调保护语言的重要性。 在中国政府积极试图消灭维吾尔语言的情况下，保护和传承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致所有为维吾尔语奋斗的人 向所有致力于保护和教授维吾尔语的教育者、活动人士、家长和社区成员表达最深的敬意。你们的努力不会白费。 正如1952年孟加拉的大学生为了自己的母语献出生命一样，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也正在书写历史。你们正在守护一个民族的灵魂，确保未来的维吾尔世代能够继续用母语交流、书写和梦想。 值此国际母语日之际，我向所有维吾尔人以及支持我们斗争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祝贺。 作者：阿布都热依木·艾尼 ( Abdurehim Gheni Uyghur) 2025年2月19日

从大屠杀纪念日到维吾尔人种族灭绝 1933年至1945年间，纳粹德国在其境内及欧洲部分被占领地区建立了集中营，并在那里对犹太人进行了大规模种族灭绝。在这些集中营中，建于20世纪40年代波兰南部的奥斯维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已成为全球纪念种族灭绝的象征。 联合国关于大屠杀纪念日的决议呼吁所有会员国铭记大屠杀的受害者——600万犹太人及其他遭受迫害的群体。同时，该决议鼓励制定教育计划，以防止未来发生种族灭绝。 2005年11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该决议反对否认大屠杀，并谴责任何基于种族或宗教的歧视、煽动、分裂或暴力行为。它还倡导积极保护纳粹死亡集中营、强制劳动营和监狱的遗址，并推动大屠杀教育的普及。 每年1月27日，许多犹太人和人权活动人士都会聚集在波兰的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举行纪念仪式。 在这一天，作为一名失去了19位亲属的维吾尔人，我对大屠杀的犹太受害者深表同情。原本，我计划在这一天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前举行一场和平抗议。我希望悼念那600万被杀害的犹太人，拜访大屠杀幸存者，向他们表示慰问，并在纪念碑前献上花圈。通过这些行动，我想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种族灭绝不仅仅是历史上的悲剧，它正在中国占领下的东突厥斯坦继续上演。我想让世界看到，我家庭的悲剧只是千百万维吾尔家庭遭受种族灭绝的缩影，并呼吁国际社会紧急采取行动。不幸的是，由于某些原因，我今年未能实现这一计划，但我永远不会放弃。 在奥斯维辛-比克瑙举行的第80届大屠杀纪念日上，欧盟成员国领导人、联合国官员、5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50多位大屠杀幸存者出席了活动。我观看了这场纪念仪式的现场直播。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演讲中表示：“遗忘大屠杀就是对过去的背叛，也是对未来的背叛。” 他强调，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导致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并表示：“我们与受害者和幸存者站在一起。” 然而，古特雷斯从未公开谈及维吾尔种族灭绝。他的发言在社交平台X（原推特）上遭到广泛批评。 前联合国人权律师艾玛·赖利（Emma Reilly）提醒公众，古特雷斯曾向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份希望在联合国发言的维吾尔人士名单。她批评他拒绝与维吾尔人会面，并对联合国在维吾尔种族灭绝问题上的沉默提出质疑。她还指出，中国每年向联合国捐赠1000万美元，这可能影响了古特雷斯的立场。 这表明，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正在掩盖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少数民族实施的系统性种族灭绝，损害了联合国的公信力。 通过这次经历，我再次意识到，联合国只是口头上关心人权，却没有实际行动。然而，我不会因此对维吾尔人民的未来感到绝望。世界并不会因为弱者的眼泪而改变，而是因那些为命运抗争的人而发生转变。乌克兰人民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斗争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在大屠杀纪念活动期间，一些世界领导人和重要人物的讲话深深打动了我。我忍不住落泪，这让我回想起自己在阿姆斯特丹达姆广场（Dam Square）进行的独自抗议。 一些犹太人看到我手举的标语，上面将大屠杀与维吾尔种族灭绝进行比较，他们颤抖地说道：“你标语上的画面让我想起纳粹集中营。我祖父母死在那里。” 他们流下眼泪，安慰我，说道：“你的人民正在中国的集中营中受难，而你仍然勇敢地发声。我们当年没有这样的机会。我敬佩你的勇气。” 一些人紧紧握住我的手，拥抱我，并对我失去的19位亲人以及在集中营受苦的数百万维吾尔人表示同情。 在纳粹统治下遭受苦难的犹太人，与在中国政府迫害下苦苦挣扎的维吾尔人，有着相同的命运。 为什么世界每年都要纪念大屠杀？那些出席活动的世界领导人难道不知道维吾尔种族灭绝正在发生吗？当然知道。 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捷克、立陶宛和台湾都已正式承认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2022年8月31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发布报告，确认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2024年7月12日，荷兰的世界公民法庭（World Citizens Tribunal）对习近平发布了逮捕令，指控其犯下包括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在内的11项罪行。 2024年10月10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政策，并认定其为反人类罪，同时警告存在种族灭绝的风险。该决议还呼吁对负责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和机构实施额外制裁。 这些事实证明，在21世纪的东突厥斯坦，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与“绝不再犯”（Never Again）的承诺直接相悖。 专家们警告说，正在进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规模巨大，可与大屠杀相提并论。中国政府利用先进技术、人工智能监控系统、人脸识别和强制节育手段，迅速减少维吾尔人口。同时，维吾尔儿童被强行同化入中国文化，使这场种族灭绝以“无声”的方式进行。 维吾尔人有一句谚语：“半个月黑暗，半个月光明。” 如今我们身处黑暗，但光明终将到来。 正如苏联和南斯拉夫最终解体一样，中国共产党政权也终将崩溃，维吾尔人民必将迎来自由。届时，维吾尔人将在联合国发声，为正义而战。我对此深信不疑。 没有任何帝国或专制政权能够永久存在，苏联倒下了，中国政权也终将倒下，中共政权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作者：阿布都热依木·艾尼 Abdurehim Gheni Uyghur 2025年2月10日

唾弃独裁者习近平——复仇的快意 2025年1月20日晚上，我正在家里看电视，突然接到了我的荷兰朋友打来的电话。他一直支持我反对中国政府的行动。他告诉我，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1月22日至23日对荷兰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随后，他通过WhatsApp给我发来了一篇政府网站上的相关新闻报道。我立刻访问该网站，查看丁薛祥访问的具体安排。 根据消息，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计划于1月22日（星期三）晚上在海牙的王宫接见丁薛祥。1月23日（星期四），荷兰首相迪克·斯霍夫将在首相府设宴款待丁薛祥。他们的讨论议题包括地缘政治发展（如乌克兰战争）、气候变化、贸易、医疗、能源等。 距丁薛祥抵达荷兰仅剩两天时间，我立即联系了荷兰西藏支持组织主席次仁.强巴女士，我们紧急筹备示威行动。我们向荷兰首相办公室申请在丁薛祥会见地点的首相府门前抗议，但遭到拒绝。最终，我们获准在距离政府大楼500米外、正对中国驻海牙大使馆的丘吉尔广场举行示威活动。 抗议风雨无阻 1月23日下午2点至6点，我们在海牙举行了针对丁薛祥访问荷兰的抗议活动。尽管天气寒冷、多雨、大风，我们仍然坚定地站在示威现场。示威者们手持带有新月和星星的东突厥斯坦蓝色旗帜，以及西藏、南蒙古、香港和南粤的旗帜。我们高喊口号：“中国政府，停止在东突厥斯坦的种族灭绝！”、“东突厥斯坦独立！”、“西藏独立！”、“停止中国政府对荷兰的渗透！”这些口号响彻海牙的天空。 在抗议过程中，我们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径。我，阿不都热依木.艾尼，呼吁荷兰首相迪克·斯霍夫在会见丁薛祥时，向其提出我19位失踪家人的问题。我还警告说，在民主国家如荷兰，把贸易利益置于人权之上的做法是政治和道德上的失败。我敦促荷兰政府对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行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荷兰议会是欧洲第一个正式承认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实施“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议会（2021年2月25日）。基于这一认定，我认为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和首相迪克·斯霍夫会见中国领导人是错误的，这不仅向世界传递了错误信号，也向中国传递了错误信号。 震撼的抗议表演 在示威即将结束的半小时前，愤怒的抗议者们聚集到政府大楼附近。随后，西藏活动人士上演了一场短暂的戏剧表演，名为“迪克·斯霍夫与习近平的交易”。 在表演中，一名年轻的藏族男子戴着酷似习近平的套头面具，与另一位戴着迪克·斯霍夫面具的年轻人握手——后者的双手沾满鲜血。三名藏族妇女坐在他们面前，哭泣着，怀中抱着躺在血泊中的孩子。这个表演深深震撼了示威者、旁观者，甚至维持秩序的荷兰警察。 扮演习近平的形象实在太逼真了，即使我知道那只是一个面具，我仍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我狠狠地朝那个邪恶的脸庞吐了口水，并狠狠挥拳打了过去。尽管这只是象征性的，但这一举动表达了我对那个恶魔的无尽憎恨。我愤怒的爆发点燃了整个抗议现场，令示威者和路人激动不已。那一刻，我终于感到一丝久违的解脱。 抗争的历史 四年前，在荷兰的中国大使馆前，我抗议并质问中国政府，要求他们交代我19位失踪家人的下落。当时，我将习近平的照片（这个维吾尔人大屠杀的策划者）挂在大使馆围栏上的“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牌子旁，并用扩音器朝大使馆怒吼： “喂！习近平，你这个刽子手！为什么要屠杀数百万维吾尔人？为什么要在东突厥斯坦实施种族灭绝？有本事你来，把我抓起来，关进集中营，也折磨我吧！今天，我站在这里，就是要向你问责！” 我用棍棒猛击习近平的照片，并朝他的脸上狠狠地吐口水，发泄着我无法忍受的痛苦。就在这一刻，中国总领事的座驾正等着大使馆大门开启。我毫不犹豫地冲到车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喂！中国官员们，你们为什么要在东突厥斯坦实施种族灭绝？我的19位失踪家人在哪里？为什么我不能和他们通电话？给我个答案！” 抗争象征的意义 或许在旁人看来，我在1月23日抗议活动中对习近平的形象吐口水、挥拳似乎荒唐可笑。毕竟，没有人会对一张照片或一尊雕像动手。然而，习近平那张阴险的脸让我想起了历史上其他臭名昭著的中国屠夫——盛世才、王震、毛泽东。我无法控制自己无边的愤怒与仇恨。 如果真正的习近平站在我面前，我知道自己会愤怒到爆炸。即使将他撕碎，我的悲愤也无法得到完全的释怀。我相信，所有像我一样，曾在他暴政下受尽折磨的人，都能深刻理解这种感受。 作者：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ehim Gheni Uyghur ） 写于：2025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