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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海牙的宣传黑手被切断 “暴政用谎言掩盖自身，而真理凭勇气粉碎压迫的高墙。” —— 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ehim Gheni Uyghur）的个人回忆录 在我的证词发表后，“和平与正义之城”全面禁办中国元宵节 海牙讯 —— 2026年5月20日，海牙市议会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且至关重要的政治一步，给中国共产党（中共）的跨国压迫和跨境恐吓体系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海牙市政府已正式断绝与在其管辖范围内活动的亲北京地下网络的联系。市长扬·范·赞能（Jan van Zanen）宣布，永久禁止负责举办一年一度“中国元宵节”的亲北京组织，并正式声明不再欢迎他们利用市长官邸（市政厅中庭 Atrium）举办活动。 这一具有魄力的行政指令，是由绿党-左翼联盟（GroenLinks）议员赫拉·布特（Hera Butt）、工党（PvdA）以及自由民主人民党（VVD）在我向议会提交了令人揪心且震撼的公开证词后，共同发起的紧急议会辩论所促成的。 在西方民主的避难所中，重演被占领东突厥斯坦的恐怖景象 这场发生在海牙政治核心区域的紧急辩论，直接起因于今年2月14日发生的一起严重暴力事件。当天，在市政厅中庭举行的元宵节活动中，我针对中国政权的暴行进行和平的个人抗议，却遭到亲北京安保人员的野蛮袭击。在被给予的有限发言时间里，我向市议会如实陈述了当时所遭受的身心折磨，字字句句直击在场议员的心灵：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委员会成员们： 我叫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ehim Gheni）。今天我站在这里，是以一名直接受害者的身份，控诉2月14日就在这栋市政厅大楼中庭内发生的一场野蛮、残暴的袭击。在我对中国暴政进行和平抗议时，遭到了中国安保人员的暴力袭击。他们残忍地扭断我的脖子和手臂，强行夺走我手中的抗议标语。在施暴过程中，他们凑到我耳边，冰冷而令人毛骨悚然地低语：‘你活该进集中营，你活该死，我要杀了你。’ 这场可怕的遭遇给我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甚至让我产生错觉，仿佛自己并非站在民主的荷兰，而是回到了遭受中国军队残酷军事占领的东突厥斯坦，正被强行拖入集中营。北京的黑手已经刺穿了我的生活，摧毁了我在这里的健康与安全。 在事发当天，市政厅里聚集了许多荷兰媒体，但他们却选择保持沉默，对中国的跨国暴力视而不见。如果不是市议会中的这三个政党立即向市长提出紧急质询，如果不是《共同日报》（Algemeen Dagblad, AD）记者伊里斯·范·登·博姆（Iris van den Boom）的勇敢报道，中国这种跨境压迫行径将会被彻底掩盖。而这种掩盖，必将为中国在荷兰领土上进行更具侵略性、更肆无忌惮的敌对行为铺平道路。我向这三个政党以及《共同日报》打破沉默、勇敢揭露这一野蛮暴力的行为，致以最深切、最诚挚的谢意。 这场袭击的后遗症，加之我不断收到的死亡威胁，正严重摧毁着我的心理健康。他们的恶劣行径粉碎了我的内心平静，使我陷入极大的精神痛苦中。因此，在家庭医生的紧急转诊下，我已被送往专业精神卫生保健机构（SGGZ）接受密集精神科治疗。北京的黑手正在活跃地摧毁我的健康和生命。 我为我们民族的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个人代价。2024年，我作为关键证人出席了在海牙举行界公民法院（The Court of Citizens of the World），依据《罗马规约》就习近平政权对维吾尔人实施的种族灭绝行为出庭作证。为了对我进行残酷的报复，中国政府在集中营内将我的父亲迫害致死，而我的19位至亲至今依然下落不明，完全失去了音讯。 我向市议会发出严正质问：如果你们甚至无法在这栋市政厅的安全围墙内保护我免受中国的暴力伤害，那么‘和平与正义之城’这个称号对这座城市来说，究竟还有何实质价值？我由衷地感谢大家如此严肃认真地倾听。” 北京的宣传伎俩被彻底揭露与反驳 2026年5月20日，荷兰最大的全国性报纸之一《共同日报》（AD）的记者阿马林斯·西卡马（Amarins Siccama）发表了一篇整版的深度调查报道，题为《中国组织不再受市政厅欢迎》。文章刊登了海牙市长扬·范·赞能毫不妥协的严正声明，同时也刊登了中国新年活动筹委会主席周守局（Atom Zhou）的发言。 为了极力替其网络洗脱罪名，周守局发表公开声明企图篡改事实。他厚颜无耻地声称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并试图通过将我描绘成一个“破坏节日气氛、在参与者和儿童中煽动恐慌的‘侵略者’”来完全嫁祸于我，甚至宣称他们只是“将我移交给警方”。这完全照搬了中国共产党经典的、屡见不鲜的套路——在当场被抓、颜面尽失时，反打一耙，贼喊捉贼。然而，市长扬·范·赞能果断地击碎了这一连篇的谎言。 市长强烈谴责了该中国组织的行径，判定其公然违反了荷兰主权和市政规程。范·赞能市长明确指出，根据严格的荷兰法律，只有海牙市政府的官方安保人员才拥有在公共空间进行干预的法律授权。中国人员在荷兰领土上擅自将执法权据为己有，显属公然违法。 市长将该亲北京组织的行径定性为“不可接受的不当行为”，彻底剥夺了他们的政治宣传平台，并永久禁止他们进入该大楼。扬·范·赞能市长坚定地表示：“我们不会再为市政厅内的这一节日提供便利。我将不再与该组织合作。” 此外，作为对我斗争的重大肯定，市长已正式同意在近期与我进行私人面对面会晤，以全面解决我的个人安全问题、刑事调查进展以及我失踪家人的悲惨命运。 荷兰政治更大层面的范式转移 海牙市政府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指令并非孤立事件。就在最近，荷兰国会（Tweede Kamer）正式通过了一项旨在打击外国跨国压迫的全面立法动议，加强了保护脆弱流亡群体免受极权主义侵害的法律盾牌。在此之前，阿纳姆市（Arnhem）也树立了强有力的先例，因中共持续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该市永久断绝了与中国的友好城市关系。 在海牙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向北京遍布欧洲的秘密网络发出了明确无误的警告：西方的民主机构绝不再是专制政权恐吓和扼杀批评者声音的游乐场。对于像我这样父亲为真理与自由付出生命代价的活动人士来说，在“和平与正义之城”终结中国的无法无天，是对北京全球压迫机器的沉重打击，也是全球维吾尔流亡群体的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胜利。 阿布都热依木·艾尼（Abdurehim Gheni Uyghur） 日期：2026年6月7日 相关文章资料链接: https://www.ad.nl/den-haag/organisatie-chinees-nieuwjaar-niet-meer-welkom-in-haags-stadhuis-volstrekt-in-strijd-met-de-afspraken~abc81dfc/

良知的镜头与利益的镜头 4月23日，我在荷兰国家广播电视台（NOS）的Instagram页面上看到一条消息：美国摄影师卡罗尔·古齐（Carol Guzy）的一幅作品在阿姆斯特丹被世界新闻摄影比赛（World Press Photo）评为“2026年度最佳图片”。虽然这张照片赢得了全球的赞誉，但它却激起了我内心深处剧烈的痛苦。它瞬间将我带回了2026年2月14日在海牙市政厅（stadhuis）所经历的那场悲剧——海牙，这座讽刺地作为国际和平与正义象征的城市。 那天，在市政厅的中央大厅里，在中国大使馆举办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期间，我遭到了野蛮的袭击。当时，我正和平地举着一块抗议牌，却遭到了中国安保人员和荷兰两个亲北京华人组织主席的围攻。他们把我的双臂扭到背后，夺走了我的牌子，并拒绝归还。我被掐住脖子锁喉，被猛摔在地上，并被粗暴地拖出大厅。当一幅记录美国一个家庭苦难的照片在全球受到表彰时，在正义之城的中心，一个原本应发声的个体的声音，却被在场的各大主流媒体彻底无视和扼杀。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揭露媒体界这种系统性的不公。 系统性分离 vs 跨国镇压 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奖的照片捕捉到了一个家庭被法律系统拆散的痛苦瞬间。在那一刻，国家是在执行其国内法律。然而，在海牙发生的事情却代表了一个更险恶、更危险的现实：中国共产党（CCP）在荷兰主权领土上实施的“跨国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我的抗议牌上只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问题：“我那在被中国占领的东突厥斯坦失踪的19位亲人在哪里？” 我的亲人们是正在进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活生生的证据，代表着数百万失踪的维吾尔人。这一现实让中国政权处于极其尴尬和狼狈的境地。在民主的殿堂里，一名维吾尔裔荷兰公民的双臂被扭曲，并被外国专制政权的代理人暴力驱逐，这是西方民主制度上的一个巨大污点。 画面上的相似，本质上的对立 卡罗尔·古齐的照片捕捉到了父亲和孩子们被分离时的绝望——这是对系统性体制压力的记录。我的处境折射出了同样的视觉绝望：一个维吾尔男子的脖子和双臂被暴力扭曲，而他的照片和牌子被强行没收。表面上看，这两种情况都涉及“限制”和“分离”。然而，当美国的那张照片被作为人类悲剧的重要见证而受到赞颂时，来自海牙的画面却遭到侵略性的压制。一方面，悲剧通过镜头大白于天下；另一方面，镜头被粉碎以掩盖真相。 真相与利益的冲突：现场的沉默 那天，海牙市政厅聚集了荷兰最著名的主流媒体和专业摄影师。北京特意邀请了这些配备了最先进设备的知名媒体渠道，以展示其软实力和影响力。这些记者亲眼目睹了我如何被勒住脖子、我的牌子如何被抢走，他们的摄像机捕捉到了这一切。 然而，令我深感遗憾的是，没有一家主流媒体报道真相。为什么？他们是害怕损害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还是害怕失去经济特权？在这里，新闻业的最高使命——揭示真相——向赤裸裸的投机主义低头。尽管我亲自将视频素材发送给了NOS、RTL和Omroep West，但他们都选择通过沉默来成为帮凶。 普通手机与良知的胜利 然而，真相并没有被完全窒息。暴力画面被中国异见人士邢松林用一部普通的手机记录了下来。他不是专业摄影师，但他是一个拒绝让真相消失的人。 我将这段视频转发给了《AD Amersfoort》报社的记者艾里斯·范登博姆（Iris van den Boom）女士。虽然她不在案发现场，但在看到视频后，她将新闻职业道德置于任何政治或经济考量之上。早在2月16日，她就发表了第一篇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报道，揭露了中国的暴力行为。当企业媒体巨头因恐惧而保持沉默时，她成为了一个家庭遭受种族灭绝迫害的维吾尔人的正义之声。 新闻道德的两极 摄影师卡罗尔·古齐通过揭示一个家庭的苦难，展示了专业道德的最高标准。相反，海牙现场的媒体渠道由于选择沉默而背叛了他们的职业誓言。如果他们足够勇敢，中国政府支持的暴力行为在欧洲腹地的曝光，在今天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影响。 这种真相与利益的冲突，确保了我那些失踪亲人的命运仍然隐匿于世。国际社会赞美美国国内的悲剧，却为了经济利益，对欧洲民主中心发生的赤裸裸的暴力视而不见。 正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名言所说：“历史将不得不记录下，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气焰，而是好人令人心碎的沉默。” 民主国家必须果断斩断这只威权的“长臂”（lange arm）。记者们绝不能再将镜头对准企业利益，而必须对准人类的良知。一张照片是泪水的纪念碑；另一张则是良知呼唤正义的无畏斗争。那些向权力直言真相的人的名字将永存。在追求正义道路上所遭受的苦难，其价值是永恒的！ 作者：阿布都热依木·艾尼 (Abdurehim Gheni Uyghur) 日期： 2026年5月18日 注：本文英文版发表于 Bitter Winter 杂志，链接如下。 https://bitterwinter.org/when-the-camera-turns-away-carol-guzy-and-amsterdams-lonely-uyghur/ 资料来源如下： https://www.instagram.com/p/DXeaaE3DLpy/?img_index=1&igsh=ejM5MXJ0MWZpYmli